愛心是莫以小而不為

採訪/小乙

近年香港社會變遷,壓力高升;疫下三年,五波疫情措施,普羅大眾都吃不消,嚴重的甚至出現情緒困擾。一位經年送贈《中信》月刊給街坊鄰里的弟兄感喟說:「這幾年,我所接觸的人許多都在無力感中,無方向、無盼望,極須找到依靠!」

別小看微小的關心

曾健恩弟兄每月都會送《中信》月刊給街坊朋友,例如:報紙攤販。他會上前打個招呼,交談幾句,放下就走。他愛在刊物每月新出版時,探朋友般與街坊寒暄幾句,然後送上月刊。幾個月後,那位報販問他:「你叫甚麼名字?這本書很好,好嘢嚟啵(廣東話,意即好東西)。我看了幾個月,煩躁少了,情緒好了,多了與人傾談。」聽他這麽說,健恩順勢邀請他去教會,他以工作忙碌推卻。後來彼此熟絡了,每次送上月刊時,大家都會閒聊起來,有次報販跟他約定:「我退休後就去教會。」健恩送給報販的,不僅是一本刊物,也是一份不求回報的關愛。令他意外的是,一次他在教會聚會中分享,提及這位報販,聚會結束後,一位姊妹趨前向他介紹身邊的朋友,竟就是報販的妻子,她已經開始參與教會聚會了!

健恩也會在茶餐廳用餐時,送給招呼他的伙計。有兩次經歷令他難以忘記:「我已在那間茶餐廳派刊物多年。有一次,我正送上新一期月刊給一位女伙計,她接過後就直指是我送這本書給她弟弟看,之後弟弟整個人都變了,現在更去教會了!」另一間茶餐廳裏有一位長頭髮、纖瘦身型、滿臉愁容的男伙計。健恩在心裏祈禱:「上帝啊,我要怎樣才能跟他分享?」祈禱過後,吃完東西離開前,健恩走近他說:「好似未見過你,送本書仔俾你睇啦。」一個月後,健恩帶着新出版的月刊去那茶餐廳找那長髮伙計:「長毛哥哥呢 ?」有伙計回答:「他有事入了醫院。」半年後,健恩聽到他離世的消息。當時,有一溫柔的聲音安慰他說:「健恩,他認識我。」雖然不知道是哪一期月刊的內容讓他認識了上帝,但他知道無論是哪一期、哪一個見證,都述說着同一位上帝。

困疫更需傳遞暖意

受疫情影響的這幾年,人們不論因害怕被感染,或是受防疫措施所限,彼此接觸少了、距離遠了、心靈沉重了!健恩感受到在這年代、這環境、這氣氛下,人需要確實的安慰和依靠。他也經歷到,在天父的掌管下萬事都互相效力,為叫人得益處(參羅馬書八28)。

健恩家裏養有狗隻,在遛狗時「狗友」彼此碰面,不期然就講「狗經」(分享養狗經驗),他便遞上某期《中信》:「給你看一個有關狗的生命故事。」接着也分享自己與寵物狗狗的故事。交流間,有「狗友」仍然為幾年前突然離世的狗自責、傷感,健恩安慰說:「面對生命,人能夠做的很少,就算醫生也幫不了。你已盡力,牠也不想主人不開心。而狗是上帝創造的,主權在祂。牠雖然離開,卻是回到創造牠的上帝那裏。所以你可以為牠祈禱。」感恩,對方因此得了安慰。

上帝感動健恩和一些弟兄姊妹堅持在疫下繼續關心身邊的人,送出刊物。豈料,總結下來,這幾年送出的刊物比以往還多,達每月1,600至1,800本。當然,數量不重要,重點是他們盼望藉此向人傳達上帝的愛。健恩笑說,他們沒口才、沒技巧,也沒有十足的勇氣,只單純地付出一顆心,願意隨時隨地,憑一句簡單的問候祝福,遞上一本刊物,相信上帝施恩的手會賜福接過刊物的人。

守着分享信仰的初心

健恩回望自己的人生路,雖然起起跌跌,也曾經陷入低谷,但因相信並倚靠上帝,都一一走過,使他更珍惜成為上帝兒女這身分。因此,他心裏常有一團要跟人分享福音的火。「最初我不知道可以怎樣與人分享福音,是傳道人說可以藉派發《中信》月刊開始。就是這樣,直至今天已持續了二十多年。」他回憶說:「起初送給身邊能遇到的人,就如報紙檔攤販、居所樓宇的看更、外出用餐時茶餐廳的伙計,或只有一面之緣的人,如的士、巴士司機等。但不是人人都願意接受,有的是回以怒目、拒絕,或將月刊擲向牆壁,甚至暴力對待!」他面無難色反而欣悅的繼續說:「然而,當我不氣餒,願意堅持下去,會看到上帝在開路。」

原來,由於《中信》是月刊,弟兄姊妹可持續每月派發新一期,從而漸漸與派送對象建立起關係,由介紹自己,分享見證,慢慢就將福音傳開了。他更說:「月刊裏面都是真實的、鮮活的人生見證,總有一些見證能與讀者自身的處境產生共鳴,成為安慰、啟迪、幫助、鼓勵。所以,只要持續的派,總有一天能看到上帝在人身上的賜福。」

本文原刊載於《中信》月刊總728期(2022年12月號)

倫敦火車站的奇遇

文/孫基立

  我在巴黎生活時,有一次要去英國,乘搭歐洲之星列車,從巴黎到倫敦轉車。我看了一下車票,不由得笑起來︰倫敦轉車的火車站名叫滑鐵盧。這不是揶揄法國的拿破崙嗎?當年法國戰神拿破崙所向披靡,卻在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中,敗在英國的威靈頓公爵手下,從此「滑鐵盧」成為失敗的代名詞。

  我坐在滑鐵盧火車站候車室裏,打量四周,發現一位英國老紳士坐在同一張長椅上。我們兩人都無聊,就攀談起來。

敬仰追求真理的人

  老先生說你從法國來,一定知道韋伊(Simone Weil,1909-1943)。她是法國人,二戰時一家都在安全的美國,她卻決定回歐洲抵抗納粹入侵,當時其祖國法國已被佔領,她就住在英國。當時物資嚴重短缺,英國實行食物配給制,她身患重病,英國政府對病人有特殊照顧,惟她拒絕領取更多的那一份,因她不容自己有任何特權。最終她的病情惡化,34歲時英年早逝。她留下大量著作,為當時最受歧視、生活最貧困的工廠苦工發聲。她的職業是哲學教師,可是她沒坐在書齋裏,而是真的應聘成為工廠女工,長期每天和她們一同幹重體力勞動。她的作品中有一種非常感人的力量,那不是茶餘飯後沙龍裏的紳士淑女對苦難的所謂「同情」,而是對不平等社會的一種痛心疾首的吶喊。

  老先生有點動情地說:「我是英國人,但真心敬仰韋依,她有法國知識分子那種對真理不計代價的追求,完全不考慮自身利益和生命安全。她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非謀求虛名的所謂知識分子。」

信仰跨越文化差異

  老先生不愧為英國紳士,言談間沒提到英法之間的齟齬,卻毫不掩飾對韋依的欽慕,說他一定找時間去韋依的墓地向她致敬。對於崇尚實用主義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韋依的理想和行為無疑是非比尋常,她身上帶有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和那種法國文化中獨特的、悲劇式的犧牲精神。

  不知不覺,時間到了,我和老先生告別,搭上另一列火車,火車穿過霧濛濛的英國鄉村,田野的綠色、牧場、農舍都顯得神祕。這和在法國搭火車的感覺很不同。法國的田野鄉村是陽光明媚的。兩個國家無論在自然環境和文化上都有巨大差異。

  我在火車上不斷回味老先生的話。韋依後來歸信基督,其著作在基督教神學和哲學歷史上有巨大影響力。美好的思想就如信仰那樣,跨越文化差異,在有巨大差異的民族中產生動人的共鳴。

本文原載於香港《中信》月刊2022年8月號.第61卷.第8期.總第7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