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樂人

文/鄭海傑

相信大家對電影〈淪落人〉不會陌生,約三年前它曾獲香港電影金像獎三項大獎,內容有關黃秋生飾演一名下半身癱瘓的傷殘人士及其菲傭間的關係。那今日我這坐在輪椅也是快樂的「輪樂人」跟這電影有何關係呢?

車禍後成為淪落人

讓我先從車禍前不用坐輪椅時的前半生說起吧。我自小活躍、愛運動、長得高,尤其喜歡籃球,是出色的三分射手,更得教練欣賞,招我加入校隊並成為隊長;我亦是學校領袖生,品學兼優,這些都是我引以為傲的事。另外,家人盡心栽培我學琴,無奈我懶,不喜練琴,卻練就「即興」技藝,只要給我琴譜一望,彈幾下,就可完整彈出樂曲,讓我很受校長、老師、特別是教會的團友歡迎呢,因在時間緊迫下這技藝就可幫得上忙。

可是,在美國留學時遇上車禍,以上一切全都沒了:不再有身高優勢、不再射到三分球、彈琴踩不到踏板……我完全失去自信心,覺得自己沒用,看不起自己。車禍後的我是怎樣的呢?因脊椎受損,腦部發出的訊號只到胸口,以下位置就完全控制不到。在我仍未學懂用手支撐上肢前,有次在醫院裏,一張紙跌在地上,輪椅上的我想彎腰拾回,誰知失去平衡無法扳回腰身,召喚護士的按鈕又在距離很遠的病床上,驚惶下只好大叫救命!護士聽到呼喊也感震驚,不知發生何事,原來只是跌了一張紙。冷靜後,想到只有19歲的我,終身要坐在輪椅上,連拾起紙張都要人幫助,未來的日子怎過!另一傷心事是女友亦離我而去……

倚靠耶穌心靈得力

幸好,一次很特別的經歷,讓我的心態徹底改變。話說當時在醫院的病床上,動彈不得,腦海裏常想起以前的生活片段,如由小學起我便返教會,卻絕不是虔誠信徒。有一刻,突然想起耶穌,祂在被出賣要釘十字架前去到一個地方名為客西馬尼,祂跪下向天父祈禱,說若可以的話請拿走這苦杯,讓祂不用被釘十字架,但不要照祂的意思,只照天父的意思!結果耶穌順服,為救贖世人被釘十字架!(參馬太福音二十六36-46)這個祈禱對我來說很重要,我當時學耶穌禱告說:「天父,如果可以的話,我很想能再行走,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祢的意思。」禱告後我的心思意念煥然一新,而之後的經歷,我選擇了面對生命,跟隨耶穌,因無論日子如何,耶穌都陪我走過,我的人生不再一樣。

剛才提到的電影〈淪落人〉,當主僕兩人未建立信任關係,大家都猜忌和不願吐露心聲,惟經過日復日、月復月的同行照顧,最後黃秋生說了一句:「我不信她還可信誰?」一個殘障人士,一個在異鄉工作的人,彼此都是淪落人,但都活得快樂,甚至幫助對方追求夢想,令我印象深刻。我想說的是,僱傭關係都可這樣,更何況我們的耶穌基督,祂在我們還未懂得欣賞自己,甚至還作罪人時,祂就為我們死,聖經說:「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書五8)

耶穌同行生命最美

上帝的愛非常真實,絕不抽象,當我身為輪樂人,耶穌就來陪伴,我的生命得到重大改變。我雖然不再能跳躍投射三分球,但我漸漸接受到這改變,之後我被邀請與香港輪椅籃球代表一齊練習,之後更在2010年代表香港出戰亞運,這實在給我一個莫大的肯定。彈琴方面,坐輪椅後雖然無法踩腳踏,但我亦克服了這事,就是請人幫忙!我邀請了一個學生又是返教會的姊妹幫我踩,效果不錯!這位姊妹在我彈琴時成了我的「下半身」,幫着幫着,12年前她嫁了給我,我們一起共度「下半生」,這是很浪漫的愛情故事。兒子八年前出世,成為人父的我,實在引以為傲,是我人生一份很美好的禮物。若19歲車禍後,我認定自己是淪落人而放棄的話,我就享受不到這一刻的美滿。

或許,我也曾是一名淪落人,但因着主耶穌的同行、陪伴,我成為一個輪樂人,這是我的故事。香港人在這兩年,經歷很多風風雨雨,日子不易過。實在人人都各有艱難,如經濟、感情、工作、學業等,或都自覺是淪落人,惟按我自己的經驗,當依靠、相信主耶穌,因着祂的愛、接納、同行,我就走過這18年。各位讀者,你可能正面對生活上的艱難、認定自己是淪落人,我盼望你嘗試禱告、接受耶穌基督作你的救主,因無論日子怎樣,有耶穌基督同行,一定是最美。

(本文是鄭海傑先生在本會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及基督教恩臨堂合辦的新蒲崗福音午餐會的分享。內容經整理。)

本文章原刊載於《中信》月刊總717期(2022年1月號)

聆聽「照顧者」的心聲

文/周寶麗

有多年社工經驗的周寶麗(Polly),在一間基督教社福機構工作,負責智障人士的宿舍服務,為他們提供輔導、生活技能培訓及全人照顧等。據政府在2014年出版的《第62 號報告書》中指出,本港智障人士數目約有七萬至十萬餘人。「一路走來,發現香港為智障人士或自閉人士提供的服務雖不及外國,但仍算足夠。然而,容易被忽略和缺少支援的,是日夕照顧這些人士的照顧者。」Polly如是說。

看見的感悟

Polly 發現當家庭成員中有智障人士,照顧者難免感受複雜:作為社會上的小眾,對內需要面對很多日常生活的艱難,對外亦可能承受旁人不理解的歧視目光,箇中的苦處,往往不足為外人道。因此,她的目光漸從智障人士轉移至他們的照顧者身上,意識到照顧者同樣有很大的需要。Polly 更感悟說:「家長或照顧者們只顧為智障家人爭取權益、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會在不覺間忘卻了『自己』。我曾修讀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了解有關自我身分認知的重要,感到家長們也需要好好照顧『自己』。」

聽說,上一輩的照顧者,有不少會承受「是否前世做錯事?」、「是自己懷孕時做得不好」的內疚感。而現代的照顧者中,不單有父母親,還有其他家人,如兄弟姐妹;又或是親友,如舅父、姨媽等。姑勿論是哪位家人或親友,無可否認,與智障人士同行的過程裡,心中多少也會背負有形或無形的擔子。一方面,面對旁人的不諒解,甚至歧視的目光,以致心裡得不著釋放;同時,更要兼顧日常的繁多事務,弄得疲於奔命。

照顧者的故事,也許總有一個在你附近。

分擔肩頭重

因著這個「看見」,Polly 展開了一段與智障人士照顧者同行的歷程。她與一眾同事在 2013 年計劃申請公益金,主力協助照顧者,讓他們能尋找自我身分和學習重視自己。一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在2014年成功獲批為期三年的資助,其後再申請,也能繼續獲批資助。感恩,相關服務至現時仍能一直順利發展。

在計劃進行的首階段,Polly 曾與教會牧者在閒談中提及這些智障或自閉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其間,心裡突然有個想法:很想他們認識主耶穌。「我不能為他們解釋為何會有患這樣病症的家人或小朋友,但我總覺得可以幫助他們從中找出一些事情好好學習。我固然有社工的專業輔導技巧,但始終不及耶穌的愛與平安。」

牧者也很認同她的觀點,她便開始建議教會開辦關懷照顧者的小組,最後得到教會通過接納建議。2016年,先招募了一批教會義工擔任家長陪伴者,再定下每兩月一次,在早上開辦「關顧照顧者靈性」聚會。「我們先讓參加者上四堂工作坊,分別是認識智障人士、智障者的扶抱技巧以及了解照顧者的心情等,當中有義工跟他們唱詩歌和玩遊戲,感覺原來家長們可以玩得很放的!」

漆黑中的一點光

照顧者透過走出日常生活,投入同路人小組或分享時間,從中尋到一些放鬆的空間,甚或觸及內心深處的感受時,讓情緒有紓解的機會。

關顧小組裡其中一位家長,是三位小孩的爸爸,大女兒曾患豬流感,其餘的女兒和兒子則同為自閉及智障人士,可想而知,他的壓力甚大。Polly 印象最深刻是在一次聚會中,她與這位爸爸傾談時,他親述了一些感受:「平時參加其他活動時內心未能放得開,但在關顧小組中卻感覺十分舒服,不知道為甚麽會在那裡特別感到釋懷。」其後,知道他參加了她的服侍機構另一個中心所舉辦的活動,當中也有牧師進行關顧,牧師還邀請他參加所屬地區的教會,後來他更相信主耶穌了。

據網上資料,約有七成自閉症人士被界定為智障,在溝通和建立人際關係方面有嚴重障礙。其中有些更因正值青春期,不太懂得表達自己,會時常打自己和家人。曾經,有位媽媽(照顧者)表達過,兒子因情緒波動,不時會揮拳或用腳踢她,有時更誤傷途人,繼而會被指摘為「無家教」。每次出街,對她而言也是一種挑戰。「那位家長說,幸好信了主,心中知道兒子是改變不了的,但會盡能力去愛他。她在日常生活中會提醒自己選擇正面看待事情,更認為兒子是她生命中其中一位最大的天使。縱然需要許多學習,但同時間讓她感受到世上仍有愛,包括身邊人,如同行的社工、教會的朋友和學校家長的關愛。」

Polly 在服侍眾多照顧者的時候,會透過服務和小組分享,讓照顧者明白一個道理:他們的生命不只是單單有這位小朋友(智障人士),還有其他不同的精采元素;她強調「要與問題分開看」,意即這些小朋友本身不是一個問題。照顧者可以藉參加活動來發揮自我,也可以經驗小組成員的分享和互相支持,體會耶穌基督的愛。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篇十六11)

(曾美儀採訪)

註:周寶麗(Polly)現為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單位經理,負責「智親至愛服務計劃」的服務發展。

《我們與惡的距離》:心有多遠,惡就有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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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HINYU

 

今年最火紅的台劇,莫過於《我們與惡的距離》了。

 

這部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中心,多方呈現司法、媒體、醫護社工、受害者、加害者、精神病患觀點的議題劇,

 

沒有正義凜然、黑白分明的立場,而是忠實呈現真實世界裡的掙扎、兩難、灰色地帶,

 

並試著鼓勵人們同理、關懷、彼此傾聽、坦誠相對,為觀眾指出一條仍有盼望的出路,無疑是台灣戲劇的嶄新里程碑,更為社會帶來更多反思與可能性。

 

在悲劇發生前,我們是否接得住墜落的人?

 

無差別殺人事件在世界各國屢見不鮮,而 2012 年至今,台灣也發生了六起無差別殺人案。犯案兇手幾乎都是對未來絕望、被社會排除在邊緣的年輕人,他們選擇以這種方式對社會發出「求救訊號」或「報復」社會,許多專家都指出,這些事件是現代社會資源極度不均、人際連結分崩離析的警訊。在這些犯案者當中,部分人被診斷出精神障礙,也連帶引起一般大眾對精障病患產生偏見與恐慌。

 

但是,將社會分成「善」「惡」兩邊,真的會是撫慰人心、修復傷痛、安定社會的解方嗎?

 

將我們不理解的人遠遠地隔離在外,就能迎接安全的生活嗎?編劇呂蒔媛曾在受訪時開宗明義地說:

 

「劇本概念最初就設定了兩個方向——事件發生後,加害者跟被害者兩邊的家屬如何走過傷痛?其次,我們的社會是否有辦法接住正在墜落的人?」

 

於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同時進行著兩個故事:一個已發生,無差別殺人案裡的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都深陷傷痛;另一個正在發生,看著精神病患與外界之間的張力,讓觀眾發現,決定社會樣貌的關鍵,其實就在我們自身——

 

我們對於無法理解的「他者」的反應,決定了我們與惡的距離。我們彼此的心有多遠,惡就距離我們多近。

 

我們能塑造一個溫暖的社會,或是活在彼此切割、充滿憤怒的冷漠世界,關鍵都藏在我們自身周遭的每個微小互動裡。

 

基督徒金鐘編劇,以信仰寫出深度

 

呂蒔媛的戲劇作品向來充滿人道關懷,曾以中輟少年的故事《牽紙鷂的手》、探討生死議題的《出境事務所》,兩度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身為基督徒的她,認真對待自身專業,總在創作前對主題進行大量訪談與調查;獲獎時,卻都在得獎感言裡將榮耀歸給上帝。

 

她曾說:「如果我的作品擁有療癒的力量,都是來自上帝的愛與恩典。」

 

她接受《報導者》訪問時曾說,為了創作《我們與惡的距離》,她大量閱讀,也親自訪問了法官、為鄭捷辯護的律師、犯罪心理學教授、精神鑑定醫生、精神病友、記者、社工,參與了兩場死刑法庭;

 

遇到瓶頸時,就讀經、聽詩歌,並形容整個創作過程是「癡癡想抓到上帝的衣角」。

 

這樣謹慎謙卑、試著全面理解議題的基礎,造就了《我們與惡的距離》裡處處令人感同身受的動人情節,

 

每個人都可以在這部戲劇裡找到自己的位置,進而省思我們與周遭的關係,以及為社會帶來了甚麼影響。

 

拒絕「惡人」,反而拉近我們與惡的距離

 

無論是妓女,還是貪官污吏,耶穌在聖經裡都為我們示範了一種榜樣——我們該定睛的不是人的罪,而是明白耶穌已經為每個罪人付上了代價;

 

當我們明白耶穌是如何憐憫人,我們更該學習拋開眼前每個人身上的標籤,去理解、接納每個生命的故事。

 

在劇中,無論是加害者家屬與受害者家屬坦誠相對、訴說故事的「修復式司法」,或是精神病友身邊不離不棄的家人、老友、社工,都呈現了看似簡單實則不易的「傾聽」與「陪伴」——這些過程可能單調、挫折,必須付出大量的時間與耐心,又看似沒有立即的果效,但是,這已經足以拒絕「恐懼」與「冷漠」控制我們的心,可以幫助我們與他人,將邪惡推得更遠一點點。

 

需要更多傾聽、理解和陪伴

 

當我們開始學耶穌伸出手、以上帝的眼光看世界,會發現,試著遠離我們以為的「惡人」,反而拉近了我們與惡的距離;而許多被稱為「惡人」的人,都曾是普通人,和我們同樣需要愛與理解,卻可能沒有我們幸運,能夠得到接納。

 

甚至,他們之所以成為「惡人」,是我們與社會將他們一步步塑造出來的。

 

面對失控的個人或社會,恐懼、憤怒、築牆,是最容易的選擇;傾聽、理解、陪伴,看起來又傻又艱難。但若我們願意身為一個效法耶穌背十字架的基督徒,將會發現,那又窄又困難的路,卻是通往生命的唯一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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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台灣《中信》月刊第 69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