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照顧者」的心聲

文/周寶麗

有多年社工經驗的周寶麗(Polly),在一間基督教社福機構工作,負責智障人士的宿舍服務,為他們提供輔導、生活技能培訓及全人照顧等。據政府在2014年出版的《第62 號報告書》中指出,本港智障人士數目約有七萬至十萬餘人。「一路走來,發現香港為智障人士或自閉人士提供的服務雖不及外國,但仍算足夠。然而,容易被忽略和缺少支援的,是日夕照顧這些人士的照顧者。」Polly如是說。

看見的感悟

Polly 發現當家庭成員中有智障人士,照顧者難免感受複雜:作為社會上的小眾,對內需要面對很多日常生活的艱難,對外亦可能承受旁人不理解的歧視目光,箇中的苦處,往往不足為外人道。因此,她的目光漸從智障人士轉移至他們的照顧者身上,意識到照顧者同樣有很大的需要。Polly 更感悟說:「家長或照顧者們只顧為智障家人爭取權益、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會在不覺間忘卻了『自己』。我曾修讀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了解有關自我身分認知的重要,感到家長們也需要好好照顧『自己』。」

聽說,上一輩的照顧者,有不少會承受「是否前世做錯事?」、「是自己懷孕時做得不好」的內疚感。而現代的照顧者中,不單有父母親,還有其他家人,如兄弟姐妹;又或是親友,如舅父、姨媽等。姑勿論是哪位家人或親友,無可否認,與智障人士同行的過程裡,心中多少也會背負有形或無形的擔子。一方面,面對旁人的不諒解,甚至歧視的目光,以致心裡得不著釋放;同時,更要兼顧日常的繁多事務,弄得疲於奔命。

照顧者的故事,也許總有一個在你附近。

分擔肩頭重

因著這個「看見」,Polly 展開了一段與智障人士照顧者同行的歷程。她與一眾同事在 2013 年計劃申請公益金,主力協助照顧者,讓他們能尋找自我身分和學習重視自己。一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在2014年成功獲批為期三年的資助,其後再申請,也能繼續獲批資助。感恩,相關服務至現時仍能一直順利發展。

在計劃進行的首階段,Polly 曾與教會牧者在閒談中提及這些智障或自閉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其間,心裡突然有個想法:很想他們認識主耶穌。「我不能為他們解釋為何會有患這樣病症的家人或小朋友,但我總覺得可以幫助他們從中找出一些事情好好學習。我固然有社工的專業輔導技巧,但始終不及耶穌的愛與平安。」

牧者也很認同她的觀點,她便開始建議教會開辦關懷照顧者的小組,最後得到教會通過接納建議。2016年,先招募了一批教會義工擔任家長陪伴者,再定下每兩月一次,在早上開辦「關顧照顧者靈性」聚會。「我們先讓參加者上四堂工作坊,分別是認識智障人士、智障者的扶抱技巧以及了解照顧者的心情等,當中有義工跟他們唱詩歌和玩遊戲,感覺原來家長們可以玩得很放的!」

漆黑中的一點光

照顧者透過走出日常生活,投入同路人小組或分享時間,從中尋到一些放鬆的空間,甚或觸及內心深處的感受時,讓情緒有紓解的機會。

關顧小組裡其中一位家長,是三位小孩的爸爸,大女兒曾患豬流感,其餘的女兒和兒子則同為自閉及智障人士,可想而知,他的壓力甚大。Polly 印象最深刻是在一次聚會中,她與這位爸爸傾談時,他親述了一些感受:「平時參加其他活動時內心未能放得開,但在關顧小組中卻感覺十分舒服,不知道為甚麽會在那裡特別感到釋懷。」其後,知道他參加了她的服侍機構另一個中心所舉辦的活動,當中也有牧師進行關顧,牧師還邀請他參加所屬地區的教會,後來他更相信主耶穌了。

據網上資料,約有七成自閉症人士被界定為智障,在溝通和建立人際關係方面有嚴重障礙。其中有些更因正值青春期,不太懂得表達自己,會時常打自己和家人。曾經,有位媽媽(照顧者)表達過,兒子因情緒波動,不時會揮拳或用腳踢她,有時更誤傷途人,繼而會被指摘為「無家教」。每次出街,對她而言也是一種挑戰。「那位家長說,幸好信了主,心中知道兒子是改變不了的,但會盡能力去愛他。她在日常生活中會提醒自己選擇正面看待事情,更認為兒子是她生命中其中一位最大的天使。縱然需要許多學習,但同時間讓她感受到世上仍有愛,包括身邊人,如同行的社工、教會的朋友和學校家長的關愛。」

Polly 在服侍眾多照顧者的時候,會透過服務和小組分享,讓照顧者明白一個道理:他們的生命不只是單單有這位小朋友(智障人士),還有其他不同的精采元素;她強調「要與問題分開看」,意即這些小朋友本身不是一個問題。照顧者可以藉參加活動來發揮自我,也可以經驗小組成員的分享和互相支持,體會耶穌基督的愛。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篇十六11)

(曾美儀採訪)

註:周寶麗(Polly)現為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單位經理,負責「智親至愛服務計劃」的服務發展。

《我們與惡的距離》:心有多遠,惡就有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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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HINYU

 

今年最火紅的台劇,莫過於《我們與惡的距離》了。

 

這部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中心,多方呈現司法、媒體、醫護社工、受害者、加害者、精神病患觀點的議題劇,

 

沒有正義凜然、黑白分明的立場,而是忠實呈現真實世界裡的掙扎、兩難、灰色地帶,

 

並試著鼓勵人們同理、關懷、彼此傾聽、坦誠相對,為觀眾指出一條仍有盼望的出路,無疑是台灣戲劇的嶄新里程碑,更為社會帶來更多反思與可能性。

 

在悲劇發生前,我們是否接得住墜落的人?

 

無差別殺人事件在世界各國屢見不鮮,而 2012 年至今,台灣也發生了六起無差別殺人案。犯案兇手幾乎都是對未來絕望、被社會排除在邊緣的年輕人,他們選擇以這種方式對社會發出「求救訊號」或「報復」社會,許多專家都指出,這些事件是現代社會資源極度不均、人際連結分崩離析的警訊。在這些犯案者當中,部分人被診斷出精神障礙,也連帶引起一般大眾對精障病患產生偏見與恐慌。

 

但是,將社會分成「善」「惡」兩邊,真的會是撫慰人心、修復傷痛、安定社會的解方嗎?

 

將我們不理解的人遠遠地隔離在外,就能迎接安全的生活嗎?編劇呂蒔媛曾在受訪時開宗明義地說:

 

「劇本概念最初就設定了兩個方向——事件發生後,加害者跟被害者兩邊的家屬如何走過傷痛?其次,我們的社會是否有辦法接住正在墜落的人?」

 

於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同時進行著兩個故事:一個已發生,無差別殺人案裡的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都深陷傷痛;另一個正在發生,看著精神病患與外界之間的張力,讓觀眾發現,決定社會樣貌的關鍵,其實就在我們自身——

 

我們對於無法理解的「他者」的反應,決定了我們與惡的距離。我們彼此的心有多遠,惡就距離我們多近。

 

我們能塑造一個溫暖的社會,或是活在彼此切割、充滿憤怒的冷漠世界,關鍵都藏在我們自身周遭的每個微小互動裡。

 

基督徒金鐘編劇,以信仰寫出深度

 

呂蒔媛的戲劇作品向來充滿人道關懷,曾以中輟少年的故事《牽紙鷂的手》、探討生死議題的《出境事務所》,兩度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身為基督徒的她,認真對待自身專業,總在創作前對主題進行大量訪談與調查;獲獎時,卻都在得獎感言裡將榮耀歸給上帝。

 

她曾說:「如果我的作品擁有療癒的力量,都是來自上帝的愛與恩典。」

 

她接受《報導者》訪問時曾說,為了創作《我們與惡的距離》,她大量閱讀,也親自訪問了法官、為鄭捷辯護的律師、犯罪心理學教授、精神鑑定醫生、精神病友、記者、社工,參與了兩場死刑法庭;

 

遇到瓶頸時,就讀經、聽詩歌,並形容整個創作過程是「癡癡想抓到上帝的衣角」。

 

這樣謹慎謙卑、試著全面理解議題的基礎,造就了《我們與惡的距離》裡處處令人感同身受的動人情節,

 

每個人都可以在這部戲劇裡找到自己的位置,進而省思我們與周遭的關係,以及為社會帶來了甚麼影響。

 

拒絕「惡人」,反而拉近我們與惡的距離

 

無論是妓女,還是貪官污吏,耶穌在聖經裡都為我們示範了一種榜樣——我們該定睛的不是人的罪,而是明白耶穌已經為每個罪人付上了代價;

 

當我們明白耶穌是如何憐憫人,我們更該學習拋開眼前每個人身上的標籤,去理解、接納每個生命的故事。

 

在劇中,無論是加害者家屬與受害者家屬坦誠相對、訴說故事的「修復式司法」,或是精神病友身邊不離不棄的家人、老友、社工,都呈現了看似簡單實則不易的「傾聽」與「陪伴」——這些過程可能單調、挫折,必須付出大量的時間與耐心,又看似沒有立即的果效,但是,這已經足以拒絕「恐懼」與「冷漠」控制我們的心,可以幫助我們與他人,將邪惡推得更遠一點點。

 

需要更多傾聽、理解和陪伴

 

當我們開始學耶穌伸出手、以上帝的眼光看世界,會發現,試著遠離我們以為的「惡人」,反而拉近了我們與惡的距離;而許多被稱為「惡人」的人,都曾是普通人,和我們同樣需要愛與理解,卻可能沒有我們幸運,能夠得到接納。

 

甚至,他們之所以成為「惡人」,是我們與社會將他們一步步塑造出來的。

 

面對失控的個人或社會,恐懼、憤怒、築牆,是最容易的選擇;傾聽、理解、陪伴,看起來又傻又艱難。但若我們願意身為一個效法耶穌背十字架的基督徒,將會發現,那又窄又困難的路,卻是通往生命的唯一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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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台灣《中信》月刊第 69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