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火紅的台劇，莫過於《我們與惡的距離》了。

這部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中心，多方呈現司法、媒體、醫護社工、受害者、加害者、精神病患觀點的議題劇，

沒有正義凜然、黑白分明的立場，而是忠實呈現真實世界裡的掙扎、兩難、灰色地帶，

並試著鼓勵人們同理、關懷、彼此傾聽、坦誠相對，為觀眾指出一條仍有盼望的出路，無疑是台灣戲劇的嶄新里程碑，更為社會帶來更多反思與可能性。

在悲劇發生前，我們是否接得住墜落的人？

無差別殺人事件在世界各國屢見不鮮，而 2012 年至今，台灣也發生了六起無差別殺人案。犯案兇手幾乎都是對未來絕望、被社會排除在邊緣的年輕人，他們選擇以這種方式對社會發出「求救訊號」或「報復」社會，許多專家都指出，這些事件是現代社會資源極度不均、人際連結分崩離析的警訊。在這些犯案者當中，部分人被診斷出精神障礙，也連帶引起一般大眾對精障病患產生偏見與恐慌。

但是，將社會分成「善」「惡」兩邊，真的會是撫慰人心、修復傷痛、安定社會的解方嗎？

將我們不理解的人遠遠地隔離在外，就能迎接安全的生活嗎？編劇呂蒔媛曾在受訪時開宗明義地說：

「劇本概念最初就設定了兩個方向——事件發生後，加害者跟被害者兩邊的家屬如何走過傷痛？其次，我們的社會是否有辦法接住正在墜落的人？」

於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同時進行著兩個故事：一個已發生，無差別殺人案裡的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都深陷傷痛；另一個正在發生，看著精神病患與外界之間的張力，讓觀眾發現，決定社會樣貌的關鍵，其實就在我們自身——

我們對於無法理解的「他者」的反應，決定了我們與惡的距離。我們彼此的心有多遠，惡就距離我們多近。

我們能塑造一個溫暖的社會，或是活在彼此切割、充滿憤怒的冷漠世界，關鍵都藏在我們自身周遭的每個微小互動裡。

基督徒金鐘編劇，以信仰寫出深度

呂蒔媛的戲劇作品向來充滿人道關懷，曾以中輟少年的故事《牽紙鷂的手》、探討生死議題的《出境事務所》，兩度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身為基督徒的她，認真對待自身專業，總在創作前對主題進行大量訪談與調查；獲獎時，卻都在得獎感言裡將榮耀歸給上帝。

她曾說：「如果我的作品擁有療癒的力量，都是來自上帝的愛與恩典。」

她接受《報導者》訪問時曾說，為了創作《我們與惡的距離》，她大量閱讀，也親自訪問了法官、為鄭捷辯護的律師、犯罪心理學教授、精神鑑定醫生、精神病友、記者、社工，參與了兩場死刑法庭；

遇到瓶頸時，就讀經、聽詩歌，並形容整個創作過程是「癡癡想抓到上帝的衣角」。

這樣謹慎謙卑、試著全面理解議題的基礎，造就了《我們與惡的距離》裡處處令人感同身受的動人情節，

每個人都可以在這部戲劇裡找到自己的位置，進而省思我們與周遭的關係，以及為社會帶來了甚麼影響。

拒絕「惡人」，反而拉近我們與惡的距離

無論是妓女，還是貪官污吏，耶穌在聖經裡都為我們示範了一種榜樣——我們該定睛的不是人的罪，而是明白耶穌已經為每個罪人付上了代價；

當我們明白耶穌是如何憐憫人，我們更該學習拋開眼前每個人身上的標籤，去理解、接納每個生命的故事。

在劇中，無論是加害者家屬與受害者家屬坦誠相對、訴說故事的「修復式司法」，或是精神病友身邊不離不棄的家人、老友、社工，都呈現了看似簡單實則不易的「傾聽」與「陪伴」——這些過程可能單調、挫折，必須付出大量的時間與耐心，又看似沒有立即的果效，但是，這已經足以拒絕「恐懼」與「冷漠」控制我們的心，可以幫助我們與他人，將邪惡推得更遠一點點。

需要更多傾聽、理解和陪伴

當我們開始學耶穌伸出手、以上帝的眼光看世界，會發現，試著遠離我們以為的「惡人」，反而拉近了我們與惡的距離；而許多被稱為「惡人」的人，都曾是普通人，和我們同樣需要愛與理解，卻可能沒有我們幸運，能夠得到接納。

甚至，他們之所以成為「惡人」，是我們與社會將他們一步步塑造出來的。

面對失控的個人或社會，恐懼、憤怒、築牆，是最容易的選擇；傾聽、理解、陪伴，看起來又傻又艱難。但若我們願意身為一個效法耶穌背十字架的基督徒，將會發現，那又窄又困難的路，卻是通往生命的唯一活路。

（本文轉載自台灣《中信》月刊第 690 期）